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月9日公布了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》，是中国针对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第一部指导性意见，此意见出台的大背景，又在于中国抗菌药物滥用已有成“灾”之势：欧美发达国家抗菌药物使用量大约占所有药品的10%左右，而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，中国抗菌药物使用量最低的医院也要占到30%左右，部分基层医院可能高达50%以上。有专家疾呼：“再滥用抗生素，我们将重回黑暗时代”。抗生素的“日常化”滥用，使得越来越多的病菌产生耐药性，人们将自食恶果。前一阵，有关部门出台了对抗生素的“限售令”。再加上这次出台的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》，就是人类为了保卫自身肌体不再受抗生素滥用之害，所打造的防卫之网。

　　抗生素本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，现在却成了人们心头之患，某种程度上成了比病毒更可怕的“毒”，这是人类给自己开的一个大玩笑。

　　抗菌素滥用，会产生风险。按理说，人有着趋利避害的天性，不应该放纵抗菌素的滥用。不过，目前我国80%的抗生素药品是通过医院药房销售给患者的。在医药不分的情况下，医院与药品营销间存在直接经济利益，小小的抗生素药片，在药品销售方、医院以及病人的手中滚来滚去，背后都牵有一根“利”字当头的暗线。医生滥开抗生素，正是趋利的表现。同时，抗菌素的特点是危害的滞后性。医生开大处方，滥用抗菌素，并不会立即给病人造成身体上的损害，药店也是同理，这风险就完全转移到了病人身上。而人们遭遇病痛，第一个念头是赶紧治病。在治病的眼前利益与防止抗菌素滥用的长远利益之间，人们往往顾前不顾后，宁愿接受抗菌素滥用的“大处方”。于是，病人成为抗菌素滥用惟一的风险承担者。

　　在抗菌素使用的关系链中，由于利害承担的不对等，指望医院或药店完全本着“以病人为本”的精神，不滥用抗生素，恐怕是不太可能的。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更严格的监督。而这次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》，虽然也对医生临床用药提出了种种规范，可它毕竟是个指导性意见，不具有强制力。同时，即使“原则”具有强制性，如果真要对医生的每一张处方单进行核查，那么有关部门要付出多大的监督成本？

　　可见，抗生素滥用的根子，又回到了医院“医药不分”的老问题上，不解决后一个问题，以药养医、滥用抗生素的前一个问题就无法杜绝。在此，笔者倒有个建议：既然制止抗生素滥用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，何不以此为试验田，将抗生素这块单列出来，进行“医药分家”的尝试，剥离医生抗菌素“大处方”上的过多利益，并且对滥开抗生素的典型事件严加惩处？